□刘瑜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梳理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心理逻辑。纯粹的理想主义视角无法解释为什么参与者对信息采取趋利避害的过滤，纯粹的现实主义视角则忽略了人有为其理性选择赋予意义的天性。本文试图通过援引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冲突”理论，来填补理想主义视角和现实主义之间的鸿沟，消除其二元对立。本文认为，缓解认知冲突的心理需求，往往会推动参与者通过自我说服将现实主义动机内化为理想主义信念。

关键词　中国革命　政治参与　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认知冲突

从1942的延安整风运动到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运动的激情席卷了整个中国。这种激情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说它是一个“谜”，是因为这样一个显然的悖论：一方面，革命的浪潮不断淹没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这些革命的“子女”却主动地、源源不断地不断地把自己送进这个浪潮，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使他们噤若寒蝉，但无论在批斗他人还是改造自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却争先恐后。对于农民来说，虽然土改分地带来的短暂政治蜜月被集体化打断，但这并没有使中国农民成为苏联农民那样的政治反抗者。对于很多党政干部来说，不断的肃反和整风运动虽然令他们屡屡蒙羞，走出批判大会或者写完思想检讨之后，他们往往还是“一往情深”地投入组织(运动)的怀抱。对于文革中的学生来说，66-67年的革命风暴平息之后，“被赶下乡”去的前景对于很多青年来说，激发的不是怨愤，而是新一轮英雄主义式的激情。哪怕工人，革命固然使他们的相对地位有所提升，但具体单位制里的“家长制”却屡见不鲜，57年至76年生活水平的迟滞发展更可能致使他们疏离政治，但在数次政治运动中，工人都是中坚力量。

西方所说的“红色恐怖”显然不足以解释这种激情。强制虽然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强制也许可以导致消极服从，却难以解释风起云涌的积极参与。在无数的政治运动场景中，我们都看到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打人、积极告密、贴内容激烈的大字报等)，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采取这些过激行动也未必会带来什么生命危险——事实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都存在很多不同程度的“逍遥派”或“消极派”。逍遥派或消极派的存在表明，在政治参与的程度上，人们事实上拥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使得革命激情之谜显得更加令人费解。

在对这个谜进行研究考察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视角凸现出来。一种是理想主义的视角，另一种则是现实主义的视角。理想主义视角一般强调参与者“真诚的信仰”，即，是狂热的信仰导致了人们对革命赴汤蹈火的参与。许多革命当事人的回忆录或口述史，以及很多伤痕文学作品，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视角。现实主义的视角则强调参与革命的利益驱动。在这种视角下，当时的政治参与是一种“理性选择”——积极参与意味着各种现实好处：入党升官、上大学、分财物、为私人恩怨复仇等等。那些第一人称的回忆录或口述史作者一般较少明确承认这方面的动机，这使得直接寻找这方面的论据比理想主义视角困难一些。但是，不少以第三人称展开的记录或研究仍然从侧面彰显出这种视角的解释力，甚至不少第一人称的回忆录中也会“不经意地”暴露出现实主义的动机，从而为这种视角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对此后文会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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