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毛

我的母亲——缪进兰女士，在19岁高中毕业那一年，经过相亲，认识了我的父亲。那是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当时，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在一种半文明式的交往下，隔了一年，也就是在母亲20岁的时候，她放弃了进入沪江大学新闻系就读的机会，嫁给父亲，成为一个妇人。

婚前的母亲是一个受着所谓“洋学堂”教育长大的当代女性。不但如此，因为她生性活泼好动，还是高中篮球校队的一员。嫁给父亲的第一年，父亲不甘生活在沦陷区里，于是暂时与怀着身孕的母亲分别，独自一个远走重庆，在大后方开展律师业务。那一年，父亲27岁。

等到姐姐在上海出生之后，外祖父母催促母亲到大后方去与父亲团聚。就在那个年纪，一个小妇人怀抱着初生的婴儿，离别了父母，也永远离开了那个做女儿的家。

母亲如何在战乱中带着不满周岁的姐姐由上海长途跋涉到重庆，永远是我们做孩子的百听不厌的故事。我们没有想到过当时母亲的心情以及毅力，只把这一段往事当成好听又刺激的冒险故事来对待。

等到母亲抵达重庆的时候，伯父伯母以及堂哥堂姐一家也搬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不但为人妻，为人母，也同时尝到了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做人的滋味。

虽然母亲生活在一个没有婆婆的大家庭中，但因为伯母年长很多，“长嫂如母”这四个字，使得一个活泼而年轻的妇人，在长年累月的大家庭生活中，一点一滴地磨掉了她的性情和青春。

记忆中，我们这个大家庭直到我念小学四年级时才分家。其实那也谈不上分家，祖宗的财产早已经流失。所谓分家，不过是我们离开了大伯父一家人，搬到一幢极小的日式房子里去罢了。

那个新家，只有一张竹做的桌子，几把竹板凳，一张竹做的大床，那就是一切了。还记得搬家的那一日，母亲吩咐我们几个孩子各自背上书包，父亲租来一辆板车，放上了我们全家人有限的衣物和棉被，母亲一手抱着小弟，一手帮父亲推车。母亲临走时向大伯母微微弯腰，轻声说：“缠阮，那我们走了。”

记忆中，我们全家人第一次围坐在竹桌子四周开始在新家吃饭时，母亲的眼神里，多出了那么一丝亮光。虽然吃的只是一锅清水煮面条，而母亲那份说不出的欢喜，即使作为一个很小的孩子，也分享到了。

童年时代，很少看见母亲在大家庭里有什么表情。她的脸色一向安详，但在那安详的背后，总有一种巨大的茫然。即使母亲不说我也知道，她是不快乐的。

父亲一向是个自律很严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小孩一直很尊敬他，甚至怕他。这和他的不苟言笑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父亲却是尽责的，他的慈爱并不明显，可是每当我们孩子打喷嚏，而父亲在另一个房间时，就会传来一句：“是谁？”只要那个孩子应了问话，父亲就会走过来，给一杯热水喝，然后叫我们都去加衣服。对于母亲，父亲亦是如此，淡淡的，不同她多讲什么，即使是母亲的生日，也没见他有过比较热烈的表示。但我明白，父亲和母亲是要好的，我们四个孩子，也是受疼爱的。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如同小树一般快速地成长着。在那一段日子里，母亲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昂，好似她生命中的光和热，在那个时候才渐渐有了去处。

等我上了大学，对于母亲的存在以及价值，又开始重做评价。记得放学回家来，看见总是在厨房里的母亲，我突然脱口问道：“姆妈，你念过尼采没有？”母亲说没有。又问：“那叔本华、康德呢？还有黑格尔、笛卡儿……这些哲人你难道都不晓得？”母亲说不晓得。我呆看着她转身而去的背影，一时感慨不已，觉得母亲居然是这么一个没有学问的女人。我有些发怒，向她喊：“那你去读呀！”这句喊叫，被母亲的炒菜声挡掉了。我回到房间去放书，却听见母亲在叫：“吃饭了，今天都是你喜欢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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