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建刚

来源：经济观察报

“文革”时期，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许是雾里看花的原因，有许多人都对“文革”抱着赞赏的态度，不论是科学家杨振宁还是历史学家何炳棣，都曾有这般迷思。后来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而遭非难，致其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及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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